致力于宣扬人类和平共处的理念，是圆瑛大师一生奉行的信念。他通过关心社会、关注民生，表达一腔热切的和平情怀。
他在《佛儒教理同归一流》一文中指出：“世界之人，各各能把‘我’字看得轻，自然能为社会国家服务；能把这个我见打得破，自然能致社会国家于和平。”他出访南洋时，于新加坡工商学校发表《佛法之精神》演讲，指出：“佛教既是积极救世的，则与社会国家，均有密切之关系。凡抱爱群爱国思想家，皆当极力提倡，极力研究，极力宣传，但得佛教慈悲之旨，而能普及，自可弭杀机于无形，化战器为无用。汝也存慈悲之心，我也存慈悲之心，个个皆存慈悲之心，则世界全无苦境，尽成乐观，岂不是不求和平而自得和平耶？”
1907年至1948年期间，圆瑛大师“九渡南洋、十访海国”，足迹遍及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菲律宾、泰国、缅甸、印度、斯里兰卡、日本、朝鲜等国家和地区，为促进中国与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1907年7月，圆瑛大师开启首次南洋之行，自宁波乘搭轮船远涉重洋，途经菲律宾、新加坡、槟榔屿、缅甸仰光，终至印度，恭请舍利、玉佛回国供养。
1914年11月，圆瑛大师第二次南洋之行历时近两年，先后在新加坡、槟榔屿、泰国、斯里兰卡、印度、缅甸弘法讲经，后迎请舍利、玉佛、贝叶经，经缅甸回国安奉于宁波永宁寺。
第三次南洋之行，自1922年10月至1924年3月，先赴仰光朝礼大金塔；途经新加坡受转道和尚与普觉精舍主人郑雨生居士之邀，在专场组织的普觉讲经会上讲《大乘起信论》；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宣讲《阿弥陀经》，示人以修净土法门；至槟城谢氏宗祠讲经，与谢自友倡议成立槟城佛教研究所；撰写《佛学问答》。此外，还应中国台湾基隆灵泉寺善慧和尚邀请前往演讲，并到台中慎斋堂、台南开元寺讲经；到新竹州金刚寺等处弘扬佛法。
第四次南洋之行，自1926年4月至1926年12月，为筹募创立开元慈儿院基金，并在马六甲成立基金董事会，将筹募所得之款存为本金，得之利息，分期汇交慈儿院，冀垂永久。此行一路都在为募化慈儿院基金奔波讲演，并在鹤山极乐寺获佛舍利四颗，奉请回国。
1929年9月，圆瑛大师开启第五次南洋之行，并出席在朝鲜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，在会上发表演说，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。
1931年2月，圆瑛大师的第六次南洋之行，系专程赴新加坡工商学校做《佛法之精神》的演讲。
第七、第八次南洋之行，分别为1937年11月和1938年9月，均是为抗日救国运动募集善款而奔忙。
第九次南洋之行，自1948年1月至1948年6月，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，偕明旸法师再赴南洋弘法，途经香港时，受到隆重欢迎，并在东莲觉苑讲授《楞严大纲》三天，听众云集，法喜充满。此行先后到吉打坡莲德堂，星洲僧伽策进社，新加坡中华佛教会，吉隆坡大茨山威镇宫，槟榔屿极乐寺，槟城宝誉堂、海客园观音阁、华严寺，吉隆坡观音亭，槟城妙香林连生道场、洪福寺、极乐寺等地演讲开示，受到广大信徒的热烈欢迎。此时圆瑛大师已是古稀高龄，槟城极乐寺为大师特开千佛寿戒。台北佛学院院长慈航法师，马来西亚吉隆坡千佛山明妙方丈，新加坡宏船法师、广洽法师、达明法师等各方大德高僧，专程赶来会同极乐寺首座云海法师、戒期大师为圆瑛大师贺寿。这次活动规模宏大，法幡高悬。回国前夕，圆瑛大师又在吉隆坡惠元亭和槟城菩提学院讲经开示。
1952年，我国政府在北京召开“亚太和平会议”。圆瑛大师致电表示坚决拥护和平会议，并决定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水陆道场讲经法汇。9月8日，他被选为中国代表团的佛教代表参会，在会上与各国佛教徒代表发表联合声明：“制止侵略，保卫和平，是当前每一个人的迫切任务，也是我们佛教徒的迫切任务。”号召各国佛教徒为实现亚太和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一切努力。他提出：“我国佛教徒既为佛子，当作佛事。什么是佛事？伟大的和平运动，真是佛事！”这是中国佛教徒第一次参加国际和平会议，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贡献。
同年12月15日，圆瑛大师为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，发表了题为《全世界佛教徒行动起来，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》的文章，提出佛教的教义具有国际主义精神，号召世界佛教参加国际主义和平运动。
1953年元旦，圆瑛大师发表了《中国佛教徒热烈拥护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》。同年3月，他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《佛教徒的责任》一文，痛斥美国发动侵朝战争，破坏世界和平的罪行，强调“正义一定战胜强暴，慈悲一定战胜仇恨，和平一定战胜侵略”！
圆瑛大师为中国佛教走出国门，参与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不懈努力。1953年秋，圆瑛大师因积劳成疾，健康情况恶化，决意归老于宁波天童寺。他在遗嘱中写明：“愿我国佛教徒，同心同德，积极参加爱国运动，致力和平事业。应思利民护国，饶益有情，乃成佛之基，众善之首。”“为法为人证菩提，爱国爱教爱和平”，这既是他毕生的宏愿，也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。
圆瑛大师亲力亲为，为维护世界和平振臂呐喊，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讲经弘法，把汉传佛教文化推向海外，拓展了南北传佛教文化交流，深深激励并影响了当时乃至后来的佛教界积极开展海外弘法，为扩大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作出积极的贡献。而他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不畏艰难、远涉重洋传播佛法的精神，他所传扬的同愿同行、交流互鉴、文明促进的精神，也正是我们贯彻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精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