圆瑛大师历经清末、民国，走过了辛亥革命、军阀混战、民主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等动荡岁月，直至新中国成立，始终以普度众生为己任，出家不忘报国、出世亦为济世。作为佛门龙象，圆瑛大师被誉为“九主佛门，十刹住持”。
爱国爱教始终是中国佛教的主旋律。圆瑛大师将爱国的天职贯彻到自己的一切行动之中，以高尚言行兼善天下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香港、新加坡等地的教友与弟子纷纷致函圆瑛大师，请他到南洋安度余生。圆瑛大师看到了中国的曙光和希望，以民族大义为重婉言谢绝了。他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，生在中国，死在中国，绝不离开祖国而他往。”随后全身心投入新中国各项工作中去。圆瑛大师的坚定言行，对当时的各地佛教信众来说，无疑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。上海解放后，圆瑛大师教导弟子：“佛教徒应适应时代需要，与时代并进。”他带领弟子50余人参加上海佛教座谈会，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，加强佛教爱国组织建设，领导佛教徒从事生产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圆瑛大师更是将全部精力投入爱国爱教活动中去。党和政府敬重圆瑛大师崇高的爱国爱教精神，1952年礼请大师到中南海参加宗教座谈会。会上圆瑛大师作了《我们获得了真正的宗教自由》的发言，提出“真正的宗教自由，只有在和平民主国家里，才可以获得”，表示衷心拥护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。同年，他参加北京广济寺的佛教界人士座谈会时，作《爱教必须爱国》的讲话，指出“新中国是人民政权，凡是人民在做的事情，都是有益于人民的。有益于人民的事，佛教徒都应该做，这样才能和全体人民打成一片”，号召佛教徒积极参加爱国主义运动。其后，他应邀出席国庆三周年国宴招待会，当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场为宾客敬酒时，全体起立，工作人员给行动不便的圆瑛大师端来靠背椅让他坐着，获此特别照顾的仅两位外国贵宾和圆瑛大师3人。宴会还专为大师准备了素菜，可见党和政府对大师的尊崇。
1953年，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新起点，圆瑛大师与虚云大师、喜饶嘉措大师、赵朴初居士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，圆瑛大师众望所归地被推选为首任会长。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，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、四方弟子空前的大团结，标志着中国佛教进入信众超越宗派、界限的大联合、大团结，与社会主义协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。圆瑛大师以“和为贵”的思想、“大包容”的佛教精神，破除门户之见，团结了中国佛教界各宗各派。